在1966年12月25日开往北京的列车上，王大宾和成都军区参谋长陪彭德怀在软卧车厢，王大宾与彭德怀谈了很多话。在座的地质学院的同学们都喜欢听彭德怀讲他的历史，没有刁难他。总之，彭在火车上是安全的。王大宾告诉彭德怀，他们是受中央指示请他回京的。彭表示看出来了。1959年庐山会议后，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，后来几乎都平反了。对此，彭德怀非常生气地说：“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，别人都可平反，就是不能给我彭德怀平反，还污蔑我参与高饶反党集团，什么里通外国，真是天下奇谈！我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，那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安排，我又不会外语，什么俄语、英语都不会，每走一步都要有翻译才能动，我能和谁勾结？毫无根据，全是胡说……”同学们都很同情彭德怀的遭遇。本文摘自2014年第7期《同舟共进》，作者阎长贵、王大宾，原题为《从四川“揪回”彭德怀的真实情况》。

中共开国元帅彭德怀戎装照

“文革”初期，即1966年12月到1967年7、8、9月（或更长一些时间），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，而后多次批斗，是“文革”中的一件大事。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有关彭德怀的著作和文章出版和发表不少，对这个问题也多有谈及，但仿佛还没完全说清楚，而且错讹不少——我们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，尽量把它说得清楚些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戚本禹通过阎长贵布置“揪彭任务”

众所周知，1959年庐山会议，毛主席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并撤了他国防部部长职务，到1965年又亲自点将，让彭参与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，并于9月23日约彭德怀恳谈，“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（笔者按：一、不会自杀；二、不会当反革命；三、不能工作了，可以回家种田，自食其力）时，毛泽东说，后面两条我还记得，也许真理在你那边……彭德怀去西南地区，这是党的政策，如果有人不同意，要他同我来谈。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，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。”（参见《毛泽东年谱1949-1976》第5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）经过这样开诚布公的畅谈，彭德怀就到西南三线去了。然而时间没过3个月，即1965年12月21日，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，姚文元的文章（指《评新编历史剧《海瑞罢官》》）“很好”，点了吴晗的名，“但是没有打中要害。要害问题是‘罢官’。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，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，彭德怀也是‘海瑞’。”（参见《五一六通知》附件《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》）尽管“文革”的主要目标并非对着彭德怀，但这几句话对彭来说肯定是不祥之兆。

时间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，有一天上午，戚本禹叫阎长贵到他办公室，急匆匆地对他说：“现在‘海瑞’（指彭德怀）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，表现不好，要把他揪回来，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。”阎长贵没多想什么，就当时的社会氛围，以及他本人的觉悟和认识，他也不会提出什么，他所想的就是，戚本禹交代的任务，一定好好去完成。

戚本禹谈话的当天下午，阎长贵到阜内大街地质部机关找朱成昭（那里有北京地质学院“东方红公社”的联络站）。见面后，阎长贵跟他说了这件事，朱成昭表示接受这项任务，但他说：“我去不了，王大宾外出串联在武汉，他做事细心，可以派他带几个人去四川，一定能完成任务。”这样谈定后，阎长贵回到钓鱼台，向戚本禹“复命”。（朱成昭，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四年级学生，“地质东方红”一把手，首都红卫兵“三司”负责人；王大宾，北京地质学院五年级学生，“东方红”公社二把手）

这里顺便说一下，纪希晨先生在他所著的《史无前例的年代——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》中说：“12月（笔者按：指1966年12月），江青打电话对在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王大斌（宾）说：你们红卫兵这也行，那也行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？让他在山里养神，天天还打太极拳，将来回来好反对我们，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！”（见该书上卷，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）——这不是事实，问及有关人，没有这回事。

王大宾组织和指挥“揪彭”的情况

1966年10月中旬，王大宾和十来位同学结队乘火车外出串联，王在火车上生病，由同学陪同于汉口下车，在汉口协和医院治病一月余，病稍好，母亲要他回四川养病，此时中央已下令停止红卫兵串联，王和两同学乘“东方红轮”于12月15号抵重庆。12月16日晚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驻渝联络站负责人张家声、费安琪向他汇报朱成昭的电话，说奉中央指示要把彭德怀揪回京，要王速往成都。

17日晚，王大宾带领在渝的张家声、费安琪等十多位同学乘火车赶往成都。18号早上到四川省地质局北地东方红驻蓉联络站，钱新（研究生）、陈保堂、郑文卿等同学和北地探工系党总支委员、团总支书记王大来向王大宾汇报。王大来是前天接朱成昭揪彭总指示从四川南充赶到成都的，并说了他们找到彭总的经过，出示了他们两次同彭总的谈话记录，谈了他们的看法。（王大来是铁路工人之子，1954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，1956年入党，1960年毕业留校任政工干部，参加农村四清，誓向焦裕禄学习，要扎根农村，四清后，留在房山县官道公社当党委副书记，作为培养工交系统领导干部的接班人进行锻炼。他是共青团九大代表，也是东方红公社所属红干联的负责人之一。）王大来和钱新等人两次和彭总谈话共五六个小时，有笔录几十页（后来交中央文革小组）。他们认为，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总是错误的，彭总有光荣的革命历史，彭总支持毛主席发动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认为有深远意义，到三线工作后也表现不错。他们觉得党中央、毛主席可能不了解彭总的认识和表现，到底执不执行揪彭指示，要由王大宾到成都后决定。王大宾听他们汇报后，认为他们的意见有道理，决定暂不执行揪彭指示。

王大宾也想见见彭总。午饭后，王大宾和王大来、钱新同去见彭总。一见面，这位八路军的副总司令、第二大元帅、开国元勋，让王大宾非常敬佩，觉得就像自己长辈一样和蔼可亲，慈祥可敬。王大宾先自我介绍一番：四川德昌农村人等。彭总对王大宾的家乡也很熟悉。晤谈得很亲切、很热情。这更加让王大宾下决心不执行“揪彭”指示。他们告别彭总，回到省地质局就给朱成昭打长途电话，谈了对彭的认识和不揪彭的理由。电话没法说太多，王大宾立即派王大来、郑文卿坐飞机回北京向党中央、毛主席汇报。朱成昭同意。1966年12月19日上午，王大来、郑文卿带着和彭总的谈话记录乘飞机回北京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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